保险领域的发展空间主要体现在农业保险。
早在2004年，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就正式签署了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明确了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合作有序、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指导原则。在市场不稳定的背景下，国家干预理论下的宏观计划[3]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而且这种计划以立法的方式体现出来，但市场、法律、语言和国家都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不是对原则思考的产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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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在金融监管体制的转型中，我们就面临着这一紧迫的问题。虽然在多种舆论的渲染下，统一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似乎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革新的方向标，但是客观地看，完全实行统一监管的国家并不多，且也多局限于少数金融发达国家，在实践中，其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主流。2014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与不良贷款保持同步较快增长的态势，余额增加2212亿元至18952亿元。
地方政府负债体制改革和存量债务甄别工作的完成，对逐步化解融资平台潜在风险，维持平台贷款平稳运行意义重大。关注类贷款主要体现商业银行的潜在风险水平。总体来看，2015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运行将进一步面临较大压力。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银行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期对逾期贷款的展期和重组趋于保守，但也不能排除以往较严格的不良贷款认定政策有所变化的可能。
即使未来这两类贷款持续上升趋势有所改变，受其滞后因素的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长也将至少保持6-9个月。尽管未来资产质量的波动仍不可避免，但从商业银行自身角度来说，相对稳定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拨备水平，为内部消化不良贷款压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产能过剩行业风险向上下游产业蔓延。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2014年价平量减的走势后，未来不同地区分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特别是三、四线城市的市场波动可能加剧。2015年，以小微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企业信用风险状况仍难有明显改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将惯性增长，资产质量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目前上市银行关注类贷款平均迁徙率已经上升至20%左右的高位，与2010年13%的水平相比增长了近7个百分点，显示关注类贷款有加快下迁为不良贷款的趋势。
随着货币市场流动性状况的好转和对高成本非信贷融资监管的加强，商业银行有能力也有意愿为企业提供较低价格的信贷资金，这将有效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业的财务压力，推动其信用状况回升。虽然商业银行持续加大了不良贷款核销和处置的力度，但季度不良余额增长仍持续创近年来的新高，前三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共增长1749亿元至7669亿元，单季不良贷款率增长也由原先的平均每季3-4个基点上升至三季度的8个基点。融资平台贷款的未来走势和还款来源一直是市场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工业产品价格整体低位运行、PPI负增长和工业领域通缩态势难以在短期内逆转，因此企业层面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改善的余地不大，企业信用风险暴露仍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长的主因。
银行业不良贷款惯性增长的趋势可能延续到2015年下半年，预计全年不良贷款余额增长与2014年持平，不良贷款率可能上升0.2-0.3个百分点，至1.5%-1.6%的水平。进入专题： 信用风险 不良贷款 融资成本 市场监管 。
不良贷款增幅有望趋于稳定 2014年以来推出的一系列针对性政策措施已经开始发挥正面的政策效应，预计2015年有关部门将继续提高对信用风险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改善市场和监管环境，这有助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稳定。经济增速放缓对小微企业的影响将在较长时间内持续，未来小微企业不良率仍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
除了余额和占比情况外，关注类贷款的迁徙率也是判断商业银行未来资产质量的重要因素。2014年，关注类和逾期贷款的较快上升，表明未来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仍有下行压力。而在风险隔断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关联企业的联保互保行为极易造成连锁反应，对单个企业风险形成放大效应。只要企业信用风险状况受制于经济增长减速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就有继续下行的压力。一是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的问题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随着一带一路布局的逐步推进，其融资主体——丝路基金也逐渐成为舆论焦点。
从国际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看，人民币能否借着一带一路的东风走出去，成为中国向外借款的货币载体，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在2003年－2008年、2010年－201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一直需要对冲外汇占款上升所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避免通胀。
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不是没有希望。中国已宣布为丝路基金注资400亿美元，用于即将启动的一带一路项目直接投资。
尤其是在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汇率仍在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居民和企业部门都不愿意持有美元，其结果是外管局成为唯一的美元接盘者，而它只能用美元的形式进行对外投资。以中国为首的这些新兴债权国遇到一个难题，如何用自己的货币将多余的储蓄借给其他国家？ 其实历史上曾经有过成功的先例，但是很难复制。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储蓄不足形成较大规模的对外负债，一般被称为原罪。进入专题： 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 直接投 。这一概念来源于最近辞世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教授，它用来形容新兴市场经济中存在储蓄过剩，但苦于无法用本国货币向外借贷的经济政策两难状况。但未来中国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能否通过一带一路逐渐扩大利用人民币进行向外投资，从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以中国为例，在加入WTO以后，人民币尚未国际化，即使有大量外汇存底，中国政府或企业都不能有效地将人民币借给别国使用。早在19世纪，英国以黄金作为英镑的基础大量向全世界借贷投资。
Barry Eichengreen教授认为货币分立已经开始打破原来美元一币独大的局面。而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引入存款保险制度，逐渐推进利率市场化，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通过自贸区、沪港通进行资本项目下开放，以及未来降低商业银行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等，都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好基础，也为最终用本币进行对外投资迎来一片曙光。
这不是类似原罪所带来的美元债务问题，而是作为债权国不得不把资金转为美元，通过购买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政府国债等高流动性资产)来进行对外借款。在美元本位体系下，新兴市场国家受到原罪和高储蓄两难两种困扰。
这些国家之所以能这么做，主要是因为不存在向外借款的货币错配。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一带一路计划，之后其相关部署逐步进入公众视野。由于这些外债大多数以美元计价，因而使债务与国内的资产存在着货币错配，同时债务也往往以短配长而形成期限错配，从而种下日后金融危机的祸根。目前来看，从官方外汇储备中拨出一部分美元进行投资，不仅有助于外储投资标的的多元化，也由于美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的领导地位而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
它象征着这些国家向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固有秩序提出的挑战。2000年以后，德国大量用欧元进行向外投资。
想象一下，如果中国企业进行大举海外扩张，而且都是使用美元进行，其对于本国金融系统(银行、保险公司等)的账面会因为汇率波动而引起大幅波动。这都是高储蓄两难所带来的后果。
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夕的泰国为例，其投资快速增长超过储蓄，形成的资金缺口不能完全为外商直接投资所弥补，因此需要借外债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在麦金农教授眼中，高储蓄曾是为人称道的美德，但是也带来另一个问题。
